王晓光｜峥嵘岁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月• 幸福时光

2026-03-29 0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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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讲：“结果李回泰州，中学正在‘反右’运动，学校领导不同意出证明。他没有办法，返回武测再次找到我，我说：不行，必须要学校写个东西来，否则不好处理。”于是母亲再写一函，叫李德仁再回泰州，并嘱：“你就在学校等着，一定要拿一个证明东西来。”我问母亲：“你后面写了什么？”母亲说：“我怕他学校领导为难不肯出政治表现的证明，我就写请学校证明李同学中学毕业鉴定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了，不用再写李的政治表现证明；结果他的中学校长复了一封信，以校长、党员的身份保证李是个好学生；那我们就可以认定李的中学毕业鉴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收到复信我就告诉李德仁：你没有问题了。”母亲又说：“没有问题了，我就提出让李回原班级复课，哎呀，那个老纪（教务处长纪增觉教授）呀，很认真呀，说两个月没上课了，必须留级，我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了。”

　　二、关于国家基本地图的编制问题。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要用更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大规模工农业建设的规划都需要基本地图，都需要测绘比例尺更大和精度更高的地形图；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又要求编绘品种更多和内容更丰富的各种小比例尺专业地图和地图集。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就以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测图为例，在全国领土上需要测制大约五十万幅这样的地形图。假定在高山、沙漠等地区暂不测制这样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按其一半，即二十五万幅地图计算，那么即使采用最新的电子技术和自动化与机械化来进行，其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对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建设来说，这种一万分之一比例尺地形图是比不可少的。因此，为了多块好省地完成这项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必须采用最新的科技，必须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测绘干部。

　　当时有人对我半开玩笑地说：“杨阿姨真是操心呀，现在人们都不待见‘臭老九’，你妈妈对‘臭老九’却是无微不至呀。”我说：“她对谁都一样，她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杨老太太，在外面遇到有困难或乞讨的人，也一定会倾囊给予帮助，她高兴这样！”母亲在水院工作时，我曾听母亲像背诵毛主席语录似的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我是‘阶级调和论’，我说毛主席讲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作为党的人事工作者，说我搞‘阶级调和论’我也认了。”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有着宽广胸怀的党的人事干部，一个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大学政工干部，一个与知识分子为友的游击队的老战士，一个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爱管“闲事”的“杨老太太”。

　　梁家(1920.7—2014.12)，广州市人。1938年7月加入党，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1月任广东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工作队长。1946年6月任《华商报》驻越南特派员，并先后在华越通讯社、中华通讯社工作。1947年9月任广西靖镇工委委员、书记、政委，粤桂边纵二支队政委。1948年10月任滇东南工委委员，17团政委，边纵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1950年3月至1958年7月，先后任云南省武定、文山、思茅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58年7月至1979年2月，在“反右”斗争中受错误处理，下放到大理州九顶山矿区劳动，后任大理州亚麻纺织厂副厂长、大理州农校副校长。1979年2月任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83年3月任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12月任云南省委副书记。1985年8月任云南省政协主席。1997年7月离休。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8年4月，郑敦被错划为“分子”、开除党籍，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下放到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因民矿第二坑任副坑长。“文革”开始，他又受到冲击，被抓到昆明无休止地批斗。1967年初，他的副坑长被撤，在井下当矿工，后在井上当材料库管理员，蒙冤达21年之久。1978年9月，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被划为“分子”的人员进行复查。1979年4月，中央批准云南省委的报告，指出郑敦被划为是一个冤案，应予以彻底纠正，恢复党籍。1979年夏，郑敦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年底被任命为检察长、云南省委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2月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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