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我国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的概念特征、现实挑战与优化方略

2025-07-13 05: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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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关乎体育事业发展全局（杨国庆 等，2021）。长期以来，我国借助传统制下的“三级训练网”培养体系，通过政府主导与资源集中，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竞技体育精英人才，为实现“奥运强国”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制度优势与培养效能的有机统一。然而，随着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工作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要求。2020年9月22日，习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随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建立主体多元、途径多样的青少年体育优秀人才培养体系。可见，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正迈向系统化、开放化与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受体校规模持续缩减、职业体育快速发展及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制下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转型压力。在此背景下，以郑钦文等为代表的家庭主导型人才培养模式逐步显现出其资源整合灵活、培养路径个性化、发展方式市场化等优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具体而言，家庭培养模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模式在个性化发展与市场导向方面的不足，是完善我国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竞技体育项目结构的重要手段。通过差异化、精细化的培养机制，推动竞技体育朝着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深化拓展。家庭培养模式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成为学界亟需挖掘的重要课题。同时，作为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的新方向，需要系统审视与科学应对家庭培养模式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的理论逻辑，选取郑钦文、苏翊鸣和冯珊珊等典型案例，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家庭培养模式下运动员的成长路径，总结我国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方略。

　　综上，现有概念界定已较为清晰地阐释了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为更精准全面地界定这一概念，本研究借助质料、形式、目的、动力的分析框架（李章印，2014），认为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是指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家庭收入的逐步累积，在某些职业化、商业化水平较高的运动项目上，家庭主体为挖掘青少年体育发展潜力，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在较长的一段培养周期内，通过担任或聘请教练员进行训练，自主承担生活、训练、竞赛等一切资源投入的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强调的是，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并非高度标准化的培养路径，而是存在不同的类型的动态实践模式。例如，根据家庭培养在职业生涯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可区分为全周期与阶段性家庭培养模式；根据家庭成员参与方式与培养手段的差异，可细分为以教练型为主或以保障型为主的家庭培养模式。通过进一步区分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类型，可为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与启示路径。

　　1）自主性。在家庭培养模式中，家庭作为主体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竞技生涯进程具有高度主导权。从运动项目选择、运动训练安排、赛事参赛协调到后勤保障服务，均由家庭主体自主决策和执行。首先，家庭培养的自主性突出体现于经济上的自负盈亏，即家庭独立承担训练场地租赁、训练器材购置、教练团队聘任与赛事注册保障等诸多环节的成本。运动员获得的赛事奖金在依法缴纳税收、与相关协会分成后，剩余部分可由家庭进行自主分配和使用。其次，自主性还表现在青少年运动员的自律性上。与传统封闭化集体训练不同，家庭培养模式下缺少严密的集体规训与团队氛围的激励约束，青少年运动员需在更为复杂、开放的环境中坚持自我管理与自我调控。家庭在此过程中承担引导角色，但最终仍需运动员内部动机的维系与强化，方能形成内在自主性态度与外在自主性行为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约156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89 358元（约1.26万美元），突破1万美元（图1），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刘志明 等，2024）。这一经济成就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也为社会和家庭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环境。经济增长与收入提升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对于精神文化及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增加。21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与壮大为体育消费与参与提供了新的动力。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凸显了人们对于体育多元价值的认可与追求（苏海南 等，2015）。在此背景下，更多父母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体育训练资源。这一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新环境为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模式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一些传统性问题日益凸显，传统制运行效率低下、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约束激励机制单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逐渐显现，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需求愈发迫切。为此，《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完善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此背景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与市场参与、家庭模式补充的新型体育后备精英人才培养格局逐步形成，家庭培养模式作为体育资源的有益补充得到了有效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运动项目职业化进程显著加速，为家庭培养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以网球项目为例，郑钦文的成长之路，正是网球运动项目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职业化道路的过程。从我国网球职业化的探路者李芳，到“单飞”模式的实践，再到李娜取得的成功，这一系列网球项目发展的关键节点，引起了郑钦文的父亲郑建坪的关注与思考，坚定选择自我管理、自负盈亏的家庭培养模式。这一选择不仅展示了家庭对体育精英人才培养的主动性，也反映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与发展模式转变为家庭培养模式提供了新机遇。

　　2021年，为了有效减轻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指出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也深刻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方向，尤其是给竞技体育精英人才的家庭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家庭对子女教育和成长的关注也逐渐从单一的学科成绩导向转向包括体育特长培养在内的更加多元的培养模式。这一变化直接促进了体育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从而推动了体育培训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更多有潜力的体育人才得以被发掘，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优质资源。此时，家庭教育不再仅仅关注学业成绩，而是拓展至子女多方面发展的规划层面，家庭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天赋为其选择合适的体育项目，并为其提供系统的支持和训练，有效打通了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的“第一公里”。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强调，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行为，尤其是成功者的经验，能够获得有效的行为指导，当某个行为或路径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时，其他个体更有可能通过观察和学习，复制这种行为（任朝霞 等，2004）。在竞技体育领域，家庭培养模式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精英人才培养路径，虽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但随着越来越多成功案例的涌现，其模式的可行性逐渐得到验证和认可，吸引了越来越多家庭的关注与效仿。近年来，以丁俊晖、潘晓婷、郑钦文、苏翊鸣、冯珊珊等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运动员通过家庭培养模式获得成功，他们在训练方式、教练聘用、职业规划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展示了家庭培养模式的潜力与优势。这些成功案例不仅验证了家庭培养模式的有效性，更通过榜样效应鼓励和引导更多家庭积极尝试该培养路径，进而在体育精英人才培养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与经验传承机制。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精英人才培养面临着基层体校数量萎缩、三级训练体系优势淡化、教育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等新型培养主体成效不足等难题（杨国庆 等，2023）。在此背景下，家庭培养模式的兴起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补充途径。家庭作为新的培养主体，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与自主性，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体育资源，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和生涯规划，从而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定制化、精准化。同时，在人口红利下降的时代背景下，家庭培养模式通过集约化的发展培养方式，有效提高了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材率。由此，该模式从培养目标、经费投入以及培养效率等层面有效弥补了传统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不足，发挥了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鲶鱼效应”，拓宽了体育精英人才培养主体与手段，为运动员的培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与经验，有助于节省政府体育经费投入，减轻地方政府资源与财政压力。

　　家庭培养模式的推广，有利于体育资源配置逐步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转型，进而有效盘活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优质市场资源。首先，家庭培养模式促进了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转型。在传统体制下，教练员、裁判员等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较为单一，受体制内岗位限制，市场流动性较低。而在家庭培养模式的推动下，市场对个性化、高水平体育服务的需求显著增长，家庭在培养过程中更倾向于自主聘请专业教练、心理咨询师、康复训练师等专业人才，从而拓展了相关从业者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体育经纪人在该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负责运动员市场运营及商业代言等事务，进一步加深了体育与市场的联动，提升了体育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其次，家庭培养模式促进了体育培训、体育竞赛表演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家庭主体对运动员的培养需求逐步上升，体育培训市场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体育培训机构在满足家庭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形成了一套系统化、市场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家庭培养模式的兴起也带动了青少年赛事体系的完善，通过市场化赛事平台，为年轻运动员提供更丰富的竞赛机会，进一步优化竞技体育精英人才的成长路径。

　　家庭培养模式的不断成熟，对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家庭培养模式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开放办体育、社会办体育”理念的有效落实。通过家庭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与投入，突破了传统政府单一培养主体的格局，激发了社会力量自主开展体育精英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丰富了体育事业的参与主体和发展路径，为体育强国战略注入了新的社会活力。其次，家庭培养模式推动了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与完善。家庭培养通过个性化的培养方式、市场化的资源整合与精细化的训练管理，成为制的有效补充，实现了体育公共投入与家庭市场化投入的双重结合。最后，家庭培养模式还有助于促进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均衡发展。在传统的制下，体育资源配置一般集中于传统优势项目，而家庭模式则鼓励个体根据自身兴趣、特长与项目的市场潜力选择运动项目，有效提升了网球、高尔夫、冰雪运动等具有高市场潜力但发展基础薄弱项目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均衡布局与协调发展。

　　从培养要素看，首先，家庭培养模式的关键在于家长的体育认知与教育理念。郑钦文的父母曾均为田径运动员，具备一定的体育素养和经验，具有较为开放的教育观念，认同职业化培养模式，并能够理性看待竞技体育职业生涯中所伴随的风险。其次，郑钦文选择职业网球道路后，家庭立即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付专业训练、聘请外籍教练以及参加国际赛事的相关费用。虽然后期获得湖北体育局及经纪公司的部分经费支持，但家庭的经济保障仍是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李硕 等，2024）。再次，在训练资源方面，郑钦文的家庭选择高水平国际训练环境，聘请外籍教练，追求全球优质资源配置，保障其竞技能力的持续提升。最后，在郑钦文的培养过程中，家庭通过长期陪伴，以稳定的情感支持和科学的压力管理方式，帮助其提升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

　　从培养要素看，苏翊鸣的父母均为滑雪爱好者，家庭对滑雪运动的深刻理解与深度参与，成为其开启运动生涯的重要基石。在教育认知上，父母秉持个性化的教育理念，高度尊重苏翊鸣对滑雪的兴趣。同时，兼顾运动员文化课学习与综合素质养成，致力于塑造全面发展的运动员（姚瑶，2022）。在经济投入方面，苏翊鸣早期的训练与比赛经费主要由家庭承担，通过聘请高水平教练、购置专业滑雪装备及参加国内外重要赛事，持续为其累积竞技经验。历时近十年的自主培养周期，更凸显出家庭经济资本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心理建设层面，父母通过鼓励式教育强化其抗压能力；在苏翊鸣经历腿部伤病时，父母借用美国名将肖恩·怀特伤愈夺冠的经历，帮助其克服心理恐惧，燃起重返雪场的决心（孙龙飞 等，2021）。

　　从培养过程看，在早期培养阶段，年仅4岁的苏翊鸣便在父母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滑雪，家庭以兴趣为导向，对其给予充分的资源支持。通过科学的训练规划以及常年国外训练的经历，帮助其初步建立冰雪运动所需的竞技素养。在天赋与努力的双重驱动下，苏翊鸣的滑雪技术迅速提升。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后，“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成为苏翊鸣全新的职业目标，他随之主动放弃演艺事业，全身心投入专业滑雪训练。2018年，为备战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山西省体育局与苏翊鸣展开合作。赛事结束后，苏翊鸣与山西队正式签约，山西体育局开始为苏翊鸣在训练参赛、复合型训练团队建设等方面提供保障（山西新闻网，2020）。自此，苏翊鸣的成长由家庭培养开始向体制内培养转轨，家庭的角色开始从早期的管理者逐步过渡为支持者，更加专注于为运动员提供情感鼓励与后勤保障。山西省冰雪运动中心主任黄海宏曾指出：“在与山西合作之前的这种家庭培养模式很重要，它让小鸣对这项运动充满热情”（李霈霈，2022）。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家庭培养模式在运动员运动生涯前期的重要价值。2018年8月，在山西省体育局的支持与教练佐藤康弘的指导下，14岁的苏翊鸣在竞技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提升，入选了跨界跨项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正式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首先，3名运动员的家庭背景都与体育行业有关联，郑钦文父母是运动员，苏翊鸣父母是体育爱好者，冯珊珊父亲是体育管理者。尽管体育职业生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3名运动员的家长均秉持积极、开放的教育态度，认可体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价值，在早期阶段均能敏锐捕捉子女的天赋和兴趣，并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助力子女在体育道路上成长。其次，3名运动员的培养过程离不开大量家庭资本投入，同时均强调家庭与体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市场资源的有机整合和优势互补。通过不同阶段的资源对接，确保运动员能够在早期建立基础、在关键期突破瓶颈，最终实现竞技水平和商业价值的双重提升。再次，3名运动员的家庭不仅关注运动员体育技能的习得，更重视子女文化知识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力求运动员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以确保长远发展和职业生涯的持续性。最后，3名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均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且在国内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无论是网球、单板滑雪，还是高尔夫，这些项目的竞技资源和训练理念更多地集中于国外。3名运动员的家庭或主动引进国外先进教练与训练资源，或直接赴海外进行系统性训练和职业化探索，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与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

　　首先，3名运动员的家庭在经济资本配置上存在显著差异。郑钦文的培养呈现显著的经济资本驱动特征，在青少年阶段持续通过市场化机制配置高额经济资源。相较之下，苏翊鸣早期虽存在家庭资金密集投入，但随着入选国家队，其资源供给主体转向体制内专业化支持体系。冯珊珊家庭的经济投入相对较低，前期主要依靠体制资源与家庭社会资本获取训练和参赛机会，直到赴美深造阶段才显著增加家庭经济投入。其次，在发展路径上，郑钦文的成长路径由家庭全程规划，体制在培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小，整体发展方向由家庭决策。苏翊鸣则体现出家庭与体制接力的培养特征，在成长初期家庭侧重于兴趣的启蒙和初步训练，随着竞技水平提升，国家队专业化培养成为主导力量，实现了从家庭自主培养到国家专业训练体系引领的转变。冯珊珊则展示了体制与家庭多轨并行、平民化突围的特色。她在早期主要依靠体制内公共资源进行基础训练，高效获取优质训练资源，既弥补了家庭经济投入的不足，又避免了精英化培养的高风险性，而后期通过家庭自主探索，进入国际职业高尔夫赛场，实现竞技和商业价值的突破。最后，在模式推广方面，郑钦文的精英化培养模式适用于具备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能够快速对接国际高水平训练资源，但对家庭的经济与决策能力要求极高；苏翊鸣的“家庭－体制接力”模式强调兴趣导向、天赋基础和体制接续，适合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冯珊珊的“体制－家庭多轨培养”模式，则从资源整合和成本控制方面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路径，为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追求发展确定性的普通家庭提供可行性框架。

　　从政策层面看，现有政策尚未明确家庭培养模式在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且缺乏具体扶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相关政策较为支持体制化、学院化、专业队化的人才培养路径，对家庭培养主体的认可与支持力度略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家庭在培养过程中面临资源短缺和规则不明确的困境，也难以获得社会对家庭培养模式的普遍理解和信任。此外，多元主体参与度不足与协同机制滞后使家庭培养模式缺乏必要的支持体系。在理想架构中，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资本应形成有机协作，为家庭培养模式提供政策咨询、资金援助、信息共享、技术培训及全程化的培育服务。然而，现实中多元主体参与渠道尚未打通：政府公共服务资源侧重于体制内培养单位，家庭缺乏制度化的资源统筹与引导，难以直接获得高质量场地、器材和专业化服务；社会组织、公益基金与市场资本的介入途径不明晰，尚未形成针对家庭培养模式的定向资助或服务网络。在缺乏稳定有序的合作平台与联动机制的背景下，家庭培养模式的实践呈现出“小规模、弱互联、难持续”的零散格局，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培养体系。

　　首先，家庭培养模式的综合成本较高，主要体现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方面。经济投入是基础且长期存在的支出项，包括高水平教练团队的聘请、专业化训练场地的使用、国际赛事参赛、优质营养膳食以及科学化康复服务等。据报道，郑钦文在欧洲比赛训练期间，团队开销每年达300万元（本网，2024）。此外，时间成本同样不可忽视。家庭培养模式依赖家长密切参与运动员成长的全过程，家长不仅需要承担训练安排、比赛规划、学训平衡等事务，还需在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上提供长期支持。部分家长甚至因陪伴子女训练而辞去工作，全职投入子女的竞技体育培养，这种资金与时间的双重消耗大幅增加了家庭的培养负担，使家庭培养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竞技体育精英人才家庭培养理念相对滞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部分家庭虽具备一定经济资本，但在文化资本积累和教育观念更新方面依然不足。受传统思维影响，一些家庭对体育的价值认知仍停留在“学习不好才去练体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练体育容易学坏”等刻板印象之中（柳鸣毅 等，2023）。这不仅阻碍了家庭对体育教育的全面理解，也导致其对竞技体育职业化道路的重视程度不足。与此同时，部分业内人士和公众存在“制出冠军”的思维定势，对非体制内的家庭自主培养模式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进入体校或专业队才算“正途”。当家庭选择自行培养时，往往会面临亲友甚至业内专家的质疑和不理解，并被贴上“瞎折腾”“耽误前程”的负面标签。这些社会与行业层面的偏见，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在决策和实践中的顾虑。

　　第二，赛事资源供给不足，参赛通道受限。赛事体系的不完善和职业联赛体系的不成熟，使家庭培养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面临严峻的竞赛挑战。从参赛通道来看，根据《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运动员需在具备注册资格的单位进行注册，方可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全国单项比赛。在此背景下，家庭培养运动员难以直接获得全国性赛事的参赛资格，降低了家庭培养模式的独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运动员的发展规划。从职业发展看，我国商业体育赛事与职业联赛体系尚不成熟，“伪职业化”“未职业化”现象普遍存在，运动员难以通过高水平赛事的对抗和成绩累积，打通职业上升的通道。赛事供给不足与结构僵化的现实困境，使得家庭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难以将已有潜力转化为实质性的竞技成果，进而抑制了家庭培养模式的整体提升。

　　第二，普通学校制度安排滞后，支持不足。学训矛盾的加剧还在于教育体系未能针对家庭培养模式下青少年的特殊需求，构建起制度化的支持机制。现行的普通教育系统多为标准化、统一化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时间安排，并未针对频繁参与训练和竞赛的家庭培养运动员设计学业弹性机制、个性化课程模块或学分认定制度。这意味着，无论运动员的训练与比赛安排如何变化，其文化学习进度仍需严格对标普通学生的教学与考核要求。这种“一刀切”的教育生态，使运动员在面临重要赛事或高强度训练阶段时，无法通过在线教学、分时学习、学分转换或个性化指导等手段平衡学业与训练需求。由于缺乏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弹性学制与政策配套，他们在学训时间分配上持续遭遇困境。同时，家庭在决策中也缺乏信息支持与制度保障，难以在学业和训练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二是注重家庭培养模式的分类引导。立足于发展实践，实施因项制宜、因地制宜、因家制宜的差异化引导策略。首先，在运动项目方面，充分考虑各项目与家庭培养模式的适配度，优先支持网球、高尔夫球、马术、帆船、攀岩、霹雳舞、滑雪等资金投入大、商业化程度高、发展水平较低的个人奥运项目。在区域方面，重点关注经济资本雄厚、竞技体育文化氛围浓厚、青少年人口基数大的区域。通过实施试点政策，打造区域特色、项目优势突出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家庭培养空间格局。在家庭方面，根据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以及青少年的运动潜力，合理确定家庭培养模式与其他培养模式的融合力度，构建多元化、多路径的家庭培养框架，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发展需求。

　　一是强化政府支持力度。在推动家庭培养模式创新发展过程中，相关体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扶持措施，为家庭培养运动员提供支持。具体而言，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构建分级财政补助体系，覆盖青少年启蒙、竞技提升以及职业过渡等各个阶段，切实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同时，积极分担家庭在赛事参赛、场地使用和专业训练团队聘用等方面的成本压力。此外，政府可以推动体制内优质训练资源向家庭培养运动员开放，实施“国家训练基地开放计划”，建立地方体校与家庭培养合作机制，让家庭培养运动员能够定期进入国家队训练中心或专业俱乐部，享受体能监测、心理辅导和康复理疗等专业服务，从而促进体制资源与市场运作的有机衔接。此外，相关部门应明确自身“服务者”的角色定位，坚持“只资助不干预、只建议不强制”的原则，保障家庭培养模式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事物的快速发展，许多家庭缺乏足够的反应力与接受力，仍旧依赖固有的知识和观念去指导子女的生涯规划，导致子女的个性特长被埋没（范中杰，2001）。因此，在家庭层面，需积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尊重子女兴趣爱好的基础上，由传统的单向度培养模式向多元化、个性化培养模式转变。一方面，家庭在培养过程中，应根据子女的年龄特点、生理条件和个性特长，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为子女提供多样化的运动项目学习和实践机会。通过系统性的体育启蒙，子女在不同运动项目的尝试过程中，充分感知运动的乐趣，激发体育兴趣，帮助其发现个人天赋与潜能。另一方面，家庭应关注子女在运动中的表现，及时与体育专业人士进行沟通，充分评估其运动天赋及发展潜力，合理规划体育参与目标。对于以健康发展为导向的普通家庭，可鼓励子女通过体育锻炼培养良好运动习惯，实现体育的终身价值；对于具有较强运动潜力的子女，则应在专业指导下，逐步确立专长培养方向，并在适当时机对接更高水平的训练资源，确保体育精英化培养与大众体育参与之间的协调发展。

　　此外，在政府层面，一方面要加强对父母的家庭教育指导，建设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牵头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科学引导家庭教育，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形成平等的职业观念，营造尊重技能型人才的浓厚氛围（余雅风 等，2022）。另一方面，区域体育文化建设是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案例来看，湖北省的网球项目文化、吉林省的冰雪项目文化以及广东省的高尔夫项目文化催生了以郑钦文、苏翊鸣、冯珊珊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彰显了区域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因此，可以根据区域历史积淀、地理环境等要素，因地制宜地打造区域特色体育项目文化，消除家长对体育成才路径的偏见以及社会对体育的刻板印象，进而营造积极的区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氛围。

　　一是加快体育新空间建设与多元资源整合。首先，以城市更新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契机，以体育公园、体育综合体等体育新空间建设为载体，在高密度人口与高需求区域增设或改造体育场地，提升国际标准场馆、专项训练基地的供给能力。其次，进一步创新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共享机制，鼓励以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运营管理，明确租赁要求与使用办法，确保开放政策的落地执行，满足青少年运动员训练场地要求（刘玉财 等，2024）。再次，通过畅通体制内教练员的职业化发展道路，针对优秀退役运动员、专业教练的再培训与职业规划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等途径，加快教练员资源的优化与转型，补足教练员资源短板。最后，构建集信息采集、资源对接与服务管理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汇聚场地、教练、营养、康复、赛事信息等多元资源。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资源共享与智能匹配，减少家庭在信息甄别与资源选择上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运动员提供精准、高效的成长支持（蒋亚斌 等，2023）。

　　二是加强赛事体系建设与职业体育发展。坚持谋划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道路，持续推进探索网球、马术、冰球、高尔夫球、围棋等运动项目的职业化发展，为家庭培养的优秀运动员提供更宽松明朗的职业体育发展环境（方泰 等，2024）。鼓励社会资本、产业基金与品牌企业参与赛事运作，改善赛事组织与营销水平，提升赛事商业价值与媒体影响力。在此过程中，赋予家庭培养的运动员更多参赛与展示机会，帮助他们通过出色的竞赛表现赢得赞助与代言，提升家庭在早期培养中的投入信心与期望回报。同时，积极推动家庭培养模式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导有条件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训练营、海外联赛与跨境交流计划，汲取先进理念与专业经验，适应不同场地条件与对手风格。政府、社会组织与经纪机构可为运动员提供境外培训与赛事咨询服务，协调语言、签证、后勤保障等环节，降低家庭在国际拓展中的风险与成本，为家庭培养模式注入国际视野，拓宽其在职业化与商业化运作上的选择路径。

　　从个人层面看，运动员与家庭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目标任务，实施精细化的时间分配策略。首先，科学合理地安排训练强度。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妥善处理好学训矛盾，严格控制训练时间，中专阶段运动员每天训练时间不超过3.5小时；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首先保障文化学习，每天训练时间不超过2.5小时。由此可知，在训练时间安排上，要通过控制训练总量，保证训练效率，避免对学业时间造成过度挤压。其次，对时间的精细化管理是缓解学训矛盾的重要手段。运动员应对学习与训练时间进行精确规划，将课余零碎时间、赛事交通等待时间与集中训练间隙有效利用起来作为学业复习或预习窗口。同时，利用周末与休赛期进行学业或技能补课，通过阶段性合理调控，实现学训之间的动态平衡。此外，可以通过提升运动训练的科学化以及学习方法的适用性，实现“用效率换时间”的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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