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战歌》：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 一部纪录片的曲折经历

2025-01-26 13: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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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特殊任务的提议者和推动者，是周恩来总理。纪录片《大庆战歌》源自一部彩色故事片的创作。1964年下半年，海燕厂酝酿创作一部反映大庆英雄艰苦创业的故事片，以配合正在全国开展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片名定为《油田颂》。翌年初，上海市电影局将这部故事片列入海燕厂当年的创作计划，并组成作家魏钢焰，海燕厂编剧王苏江、叶丹，导演张骏祥，大庆油田宣传部长等五人的创作小组，计划很快就得到中宣部批准，被列入“重点影片”。元旦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油田总指挥康世恩先后就剧本创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1月26日，周总理在与刘白羽等有关部领导谈1965年影片生产问题，张骏祥也参加了。会上，总理特别讲到《油田颂》的创作，他指示说：“首先下去生活、劳动，观摩大庆工人的演出，先拍一些纪录片”，“可以考虑拍一个粗的、局部的，然后再搞一个细的。纪录片粗一点不要紧，只要把大庆的精神和劳动介绍出来”。周总理非常强调要从生活中提炼出“大庆精神”这个主题，以避免流于主观先行。要“调一批人先下去，下去生活，以纪录片为副产品”，“也可以在当地发现人才”。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为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的诞生作了引导，也埋下了伏笔。

　　上海的主张很快就得到北京方面的赞同。3月初，创作组接连得到康世恩、刘白羽两位副部长的指示。康世恩就故事片、纪录片提出许多设想，对故事片只谈了总体框架及要求，而对纪录片设想很具体，既阐明宏观主题思想，要反映“大庆从没有到建成，如何体现了主席思想，走办石油工业所走过的道路”，又谈到分段内容、每段重点与所要体现的精神，指导得非常具体且有可操作性。刘白羽侧重布置具体工作安排及“战前动员”：“明确不急于搞故事片本子，先集中力量搞好纪录片”，他叮嘱说，这是“总理一再强调的深入生活的一种方法”。刘白羽还给创作组定了一个时间表：“故事片今年基本定稿；纪录片今年开拍，明年春天完成”，并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成功，路子是艰苦的，但困难总可以克服的。要有信心，两年三年，仗打不好不下来”。刘白羽重申杨永直关于允许“补拍”的意见，他说，“战争纪录片都是重（补）拍的”，“不考虑关于新闻纪录片不许重（补）拍的规定”。

　　《大庆战歌》开拍的时候，文艺界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时刻。继北影厂的《早春二月》和海燕厂的《北国江南》两部影片在全国范围内被批判，又一大批电影被列入其中。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被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电影界开展以肃清“夏陈路线”为号召的批判运动，势头越来越猛。作为中国电影发祥之地和左翼电影的重镇，上影自然也成为运动的“重灾区”。身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又是老电影人的张骏祥，很难幸免。父亲虽是1941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但在进上影后不久，就被组织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师从苏联著名导演伊凡诺夫，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学院派导演”。在中苏关系交恶、反修调门日益高亢的环境中，这样的履历也有挨批之虞。可以说，《大庆战歌》的拍摄，伴随着文艺界大批判的不断升温，在重压之下艰难前行。

　　1966年9月21日晚上，石油工业部康世恩副部长、文化部赵辛初副部长陪同周总理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陶铸审看《大庆战歌》。那天晚上，连着放了几部电影供领导审看，到午夜11点才轮到放映《大庆战歌》，周总理、陶铸一直看完，并当场发表意见。领导们总体是满意的，肯定这是部好片子，很感人。主要问题是片子太长，解说词太多，要大大删减。周总理说，“要删减百分之四十”，去掉“”声讨黑帮的场面，大字报的镜头也不必很多，表现72家大庆式企业的段落也要删去，但“删减之后还得突出按思想办企业”。总理的意见得到部长们一致赞同，都认为“不一定要表现‘’”，影片截止到1965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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