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比拉贝在南京更早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2025-09-09 02: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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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事爆发的时间顺序上看，确实先有“八一三”淞沪会战，然后才有了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推进。但苏智良所说“实际效果”，其实指的是约翰·拉贝凭借个人种种努力，但仍难免日军频频闯入南京安全区搜人、奸淫掳掠，而在上海南市安全区，这样的情况要好很多。“南市的战斗刚刚休止，硝烟还未散尽，一队粗壮、矮个的日本兵，趾高气扬地踏进了南市的北部，在大街上随意闲逛。难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却又无人敢对占领军吱声。这时，一位60岁左右、穿着教士服装、戴着眼镜的白人，遮住了这群日本兵的去路，他竟然用流利的日本话告诫他们：这里是中立区、安全区，武装军人不得入内。”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的引子部分，写下了1937年11月9日的一些情况。此时的上海，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中的首场百万人大战，上海城市的发祥地南市，从黄浦江边到邑庙路，船上、岸上、街道，到处火光冲天。百年老店烧成断垣残壁，路边，孤儿在惨叫，老人在哭泣……但戴着眼镜的传教士，一点不慌张，也不退缩。他面对剑拔弩张的日本兵，仍用平和但坚定的语气说道，“你们的松井石根司令官保证过，日本军人不会进入这里，请你们后退”。当日本兵听眼前这位西方人报出松井的日语发音“MACHIYI”时，明显犹豫了一下，接着退出了难民区。

　　苏智良告诉记者，饶家驹极具语言天赋，英、法、德等国语言尤为娴熟。抵达上海后，他在徐家汇语言学校全日制学习中文，同时兼任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监学，同时教授法文和化学，除此之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主讲英文和自然科学。至于“饶家驹”这一名字的来历，苏智良说，可能“饶家驹”的上海话发音与法语“Jacquinot”很相像。而到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期，饶家驹已在上海生活多年，不仅学会了流利的上海话、北京话（类似于如今普通线年间在虹口圣心堂担任神父而长期与日侨交流，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饶家驹还曾担任上海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经常造访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如此种种，令这位外国神父在上海广有人脉。无论是什么阶层还是国籍——中国人、欧美人、日本人，他都有结交。

　　也正因此，在1937年11月初，当增援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导致第三波难民潮起，城乡民众纷纷绕过无法进入的租界而从徐家汇、龙华等地汇集南市时，饶家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中日双方艰难交涉。苏智良、王海鸥的书中记录了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与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松本重治的一段对话。田伯烈告诉松本：“贾基诺（即饶家驹）作为从军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手。他认为，日中两军如果承认南市区的一部分为难民区的话，有可能保障二三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苏智良称，事实上饶家驹在“一战”爆发前就来到上海。他的右手是在徐汇公学任教时为了保护学生不慎炸掉的。但当时的上海，人们一直传说并相信饶神父的手是“一战”期间被德军炸断。无论如何，由饶家驹请田伯烈与日人交涉，而诸如松本重治这样在中国混迹多年、曾独家报道西安事变的日本记者，在侵华日军和日本政界高层也有一定人脉。饶家驹在松本的协助下与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等直接会面，终于令这几个日酋以及当时的日本驻华使节纷纷同意在上海设立安全区。此后，饶家驹迅速与中方协商。“饶家驹因曾被聘用为大上海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与当时中国政界建立了友谊。因此，迅速与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俞鸿钧的回信。信中，俞鸿钧表示自己将很荣幸为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委员会的先生们服务。国际委员会成员除了饶家驹，还有麦克那登将军、白蒲先生、G.芬德利、H.贝伦特、贾斯帕先生、W.普兰特先生等——看名单，一众欧美人士。

　　那为何在南京，同样是松井石根指挥日军，许多日军部队是从上海开拔至南京，而却发生了大屠杀，致使30万中国同胞罹难？在苏智良看来，有几大因素可以比较上海与南京两地的状况。“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主要是在攻击上海当时的华界。至于租界，日人当时并未进兵。国民政府也看到这一点，希望在上海的战事让世界看到。因此，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等，几乎就是在打给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人看。也有人说，新闻记者在租界里喝着咖啡看河北岸的战事。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会注意国际观瞻。”苏智良分析，“而南京的情况与上海是不同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日军攻陷南京后，部队上下都有一种放纵感。同时，为了震慑中国，令中国军民尽快屈服，使出了大屠杀的卑劣招数！”在苏智良看来，日军所为，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令全民抗战的中国人更团结。但苏智良仍总结认为，首先，从成立模式上来说，南京安全区基本仿效了南市安全区。在南京的西方人组成了筹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先与中方取得联系，得到中方支持，之后通过种种渠道与日方联系。其次，从管理模式上看，南京安全区也大量借鉴了南市安全区的经验但两相比较，苏智良认为，两个安全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南京安全区没有似南市安全区那样有强有力的国际社会包括租界方面的支持，而南京安全区粮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最终于1938年2月18日宣布解散。“南京安全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军暴行，保护了难民生命安全。之后，汉口等也尝试成立安全区。唯有南市安全区，顶着日军压力，以及之后成立的汪伪政权压力，直至1940年6月饶家驹回国才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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